此外，原则上，代孕所使用的精子与卵子除由寻求代孕服务者自行提供外，应均为自愿者匿名无偿捐赠，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提供。
[16] 参见[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程正康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30]考虑到行政协议的公共属性或管理属性，建议我国根据书面的明示方法将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固定下来。
法院对该采矿权纠纷案中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对同类行政协议纠纷的解释有启示意义。[31]总之，行政协议成立阶段需要双方在特定书面载体上体现意思表示一致。行政优益权概念源自法国，该国行政法将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享有的一系列超越性权力统称为优益权。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及诚信原则，行政主体亦不得擅自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总的来说，在《行政协议规定》业已出台的背景下，行政协议理论与实务研究应当重视司法审查导向的规范分析。
如在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一般都是行政主体最先动议，后续通过相对人的回应才能够使之成立。[13] 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即便是预防性的日常监督检查，虽然行政机关有权裁量何时启动检查程序，也需要有法的授权，所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2款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大数据分析则意味着，主体始终要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哪怕已经承担责任并已改过自新，也将不断受到各种限制。[30]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458页。《广东省行政检查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称检查对象）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行政命令、行政决定的情况进行了解、调查和监督的行为。综上，大数据检查并不产生法效力，只发生法效果，其性质应当为事实行为。
法律价值上，大数据检查大幅压缩了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其构成的全面监控、深度人格画像、责任承担异化有损人的尊严。该办法第76条授权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对行政相对人遵守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实施行政检查，并围绕行政检查进行了程序设计：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制定和公布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制定和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还要求在投诉举报类个案中必须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在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中，相对人的听证、陈述、申辩和阅卷权等核心权利都有可能被实质性限缩。3.我国其他领域的应用实例 除比较引人注目的社会治安和市场监管两个领域外，在环境保护、出入境边防和税务行政等领域，行政机关也已经广泛使用预测挖掘技术。[34] 大数据检查从形式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机器挖掘式查阅。所以，前文所述情报主导警务理念下的警务预测完全符合行政检查的界定，而市场监管领域将在风险监管的理念下运用大数据分析的监测、预警和处置的方式称为非现场检查，是相当精准的表达。
大数据技术对数据结构化的要求较低，可以从不同来源的数据中预测出特定的人、组织和群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形成预测性情报。可见，在市场监管领域，以大数据分析为技术核心的非现场检查已经存在实定法依据。[20]由此，行政检查获得了自身的含义，其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从事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而进行查看的行政行为。1.警察法上的警务预测 我国警务模式经历了从信息主导到情报主导的模式变迁，并逐渐迈入智慧警务阶段。
周汉华、刘灿华：《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法治路径》，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9期。王燃：《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变革及其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18]Ossenbü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Verwaltung, JuS 1979, S.681ff. [19]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张可：《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
在与行政相对人接触时，应当及时告知其采用了大数据检查措施及其结果，提供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但大数据检查的最终目的是识别相对人是否存在不依法从事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危险，所以大数据检查是因存在风险而介入，并且从风险中识别危险的过程。因此情报主导警务与知识管理密切关联，而且借鉴了情报机关的作业模式，效果上使得警务工作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应对转为预防。不过，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是否有作成行政决定的目的，行政检查不具有依附性，并不是为了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而实施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在个案中为作出行政决定而实施的收集证据行为。（二）预测挖掘的学理归类 可见，预测挖掘在行政关联领域中已经广泛运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法规范基础，但如何从行政法的视角统一地看待这样的新型活动方式呢？行政法是以行为形式论为基点的，需要从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行政活动中抽离出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性的要素，加以归类、组合并确定其在整个行政行为体系中的地位。[52]面对时时刻刻的大数据分析，主体感受到的始终是被管制而不是被服务，此时发生了数字化异化，而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异化，数字化异化的方式更‘润物细无声，人被异化的过程也更加隐秘和绵延，个体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就被精准识别、精准应对和高效异化。
《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试行）》第30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违法行为信息上传至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之日起五日内审核。[14]参见高文英：《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载《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6-9页。
[44]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öR 1956, S.119ff. [45]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变革及其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12页。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既要满足形式合法，也要追求实质合法，依法行政对行政检查提出的法律保留、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同样适用于大数据检查，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化调适构造。
[28]参见范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制度的规范建构——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270页。（二）程序规范 在自动化行政必然缩减原有程序的背景下，得考虑按照新的程序节点重新进行控权安排，通过采用不低于传统程序的权利保护标准，使得追求行政效率的同时不牺牲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58]所以，具有履行行政检查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以主动信息公开的方式将大数据检查开展的经过和结果予以告知，以实现数据分析过程的透明和结果的公平合理。在此背景下，地方也出台了不少与事中监管和非现场检查相关的规定，2020年《广东省行政检查办法》颁布，作为首部以行政检查命名的地方政府规章，直接对非现场检查等予以立法回应。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并予以说明。[51]Rademacher, Predictive Policing im deutschen Polizeirecht, AöR 2017, S.366(368). [52]参见元轶：《证据制度循环演进视角下大数据证据的程序规制——以神示证据为切入》，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141页。
四是通过数据进行涉稳、涉恐分析。[2] 数据治理包括对数据的治理和利用数据治理，前者关注数据的质量和安全，后者是以数据分析的方式为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支撑的一种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在大数据时代越来越普遍。
[27]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1页。[63]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46页。
事中监管主要依靠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的规定进行监督检查，传统上以现场检查为主，现在转向了非现场检查。比起信息主导警务只关注数据的采集和维护，情报主导警务更注重数据的收集、评估、整理、分析、共享等全流程作业，其中数据分析占据核心位置。
北威州警察机关在高等院校、居民登记部门、移民局共享的数据库基础上，根据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和出生国几个标准，构建了筛选模型并得到了一个30000人的数据库，与联邦刑事调查局所掌握的数据库比对后，最后定位到11004个所谓的潜伏者，后来经过调查未发现一位真正的嫌疑对象。若审核通过，应根据可能存在的具体危害和影响程度进一步处理，针对危害和影响较小的预警，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形式提醒行政相对人，针对危害和影响较大的预警，行政机关不得根据大数据检查的预警结果直接转入调查程序甚至直接作出决定，而应当进行现场检查，以进一步确定事实。[11] 2018年起我国公安部开始实施大数据战略，标志着情报主导警务模式应用进一步增强，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警务预测成为警务工作的核心。[11]洪磊、朱晓峰：《国外情报主导警务研究综述》，载《现代情报》2019年第11期，第169页。
其次，大数据行政检查作为自动化行政的一种，其活动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按原有线下场景构建的制度需要按照数字化行政的特点予以调适。另外，实践中常将数据预测活动称之为风险预测的原因在于，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直到危险出现之后行政机关才介入未免为时已晚，只有从早期对这些潜在的危险源有所行动才可避免法益的损害。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行再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传统检查具有随机性、偶然性特征，根据日常经验对被检查对象的行为规范进行查看。
此外，《安徽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第20条还为行政机关设置了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检查的理由和内容，依法制作检查笔录。非现场检查在立法中有时也被非现场监管或者非现场执法所涵盖，例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56条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依托国家统一建立的在线监管系统，加强监管信息归集共享和关联整合，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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